大苦大乐 朴实无华：一代女杰谢希德
千禧年初春，80岁的生日就在眼前，可谢希德却躺在病床上。这一生，究竟有多少时光是在病床上度过的？谢希德自己也说不清。
从小，她就是一个常请病假的[小病号]，年轻时又因为股关节的结核而经历了生死考验。中年时期，她被宣判患上了癌症。现在，她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到病床上，去面对生命的最后时刻。
谢希德仍然很清醒，她希望自己能够像以往的每一次那样挺过去。她曾经说：[我愿意忘记自己是个病人，那样我才会快乐。]
直面命运
年轻的谢希德曾经无数次直面命运之不公。
还在小学的时候，仅管她的算术、音乐及其他课程的成绩总是名列班级前茅，可是她没法拿到总成绩第一名，因为她每次请病假都要被扣分。又瘦又小的她在班级里是个既让人佩服又让人同情的小病号。
高中毕业以后的四年里让谢希德体会到了自下而上的意味。1938年，明明湖南大学的通知书已经拿到了手，可是谢希德没法去读，因为股关节病变刚刚被摘除扁桃体，她不得不申请在家休学一年。后来被确诊为股关节结核，她的病腿被上了石膏，一年半拆换了三次。等到石膏完全拆掉时，她不得不重新学习坐起来，学习走路。
1942年，谢希德考进厦门大学。她比一般的同学更懂得珍惜时间。每天早上5时半起床，上午上课，下午忙着做实验，几乎没什么可以喘息的时间。后来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她夹杂在一大群不同肤色、不同头发的学生里，为摘取博士这顶帽子而奋战时，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位不起眼的中国姑娘走路时比起普通人显得艰难。
然而，经历了病痛折磨的谢希德因此获得了比别人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在她于1952年以美国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硕士和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重返祖国时，她不再是病榻上那个数着日子的小姑娘，而是一位具有坚强意志的学有成就的女人。
苦难花艳
从海外归来的谢希德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快乐和痛苦。一方面，她所学的知识可以最大限度地派上用场，她以极大的热情挑起教学和科研的重担，但同时，她又不得不面对病魔和政治风云对她身心的巨大折磨。
1958年因为肾结石动手术，正在北大进行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组工作的谢希德不得不提前回到上海。1960年的一天，她差点晕倒在讲台上，医生的诊断是植物性神经早搏。1966年，正是在风云变幻的时候，谢希德被确诊患了乳腺癌，医生将她左侧乳腺的肿块切除，而且清除了所有的淋巴结。可是四年以后，癌症第二次悄悄地向谢希德袭来，她的右腋下又有了一个小小的肿块出现。这一次，医生决定用放射治疗，辅以化疗。此时正在接受[审查]从事着体力劳动的谢希德只得接受这种痛苦的治疗。
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折磨着这位有成就的物理学家，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和忍受的。每次治疗都要引起反应性呕吐，白血球大量减少，身体出现浮肿。可即使回到家里一点也吃不下饭，谢希德也没有打破早就养成的开夜车的习惯，总要伏案工作到深夜。
[时间不多了，我要赶快工作。]谢希德的生命信念始终如一。
她寻找着一切可能的机会阅读文献，翻阅资料。医生嘱咐她要卧床静休，可是她的家里，似乎不像有病人的家里那样笼罩着忧伤、寂静和不安的气氛，而是经常十分热闹。许多共事的同事和学生来看望她，还有带着疑难问题来向她请教的，她情愿躺在床上接待他们。
1976年，谢希德的右侧胸部又发现疑点，这是她与癌症斗争的第三个回合。但这时，她已不那么容易能被打垮了，她不但奇迹般地、坚强地活了下来，而且在学术上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
她从一名普通的复旦大学物理系老师一直晋升到教授，她以中国固体物理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赴英国参加学术会义，她被任命为复旦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考古室主任，她和著名物理学家黄昆教授合编的《半导体物理》和方俊鑫合著的《固体物理学》相继出版，她兼任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这段时期她开始编写新的半导体讲义和教材，介绍国际半导体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
当漫漫黑夜终于过去的时候，这位小个子的中年人已经年近花甲了。1977年11月，谢希德教授应邀出席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会上，她大胆地提出填补中国表面物理空白，发展表面科学的建议。1980年，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后来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人们惊奇地发现，政治上的迫害，三次复发的癌症，这些非常可怕的灾难都没有影响这位杰出女性的学术成就。她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水平，依然是世界一流的。
亮了复旦
62岁时，谢希德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她的[就职演说]朴实无华：[论经验和威望，我不能同前任校长陈望道教授和苏步青教授相比，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决心在有限的任期内，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在每次校长会议上，她也是不喜欢绕圈子，总是长话短说。她情愿带领一班人马到基层去办公，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签署一大摞的文件和报告，她还喜欢和老师们一起乘坐[巨龙]班车来上班，那样，她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议论，还经常有[高见]产生。
学生们都喜欢这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女大学生更愿意向她吐露心中的苦闷。她主持的[校长信箱]开通一个月就收到60多封来信，每一封信谢希德都亲笔批阅，转给有关部门时要求必须一周内反馈处理意见。
在谢希德担任校长的5年里，复旦的气氛活跃和严谨治学一样地出名。每到周五，许多学术讲座和兴趣小组便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展开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亮着五颜六色灯光的学生活动中心，它们在谢希德的完全支持下创办的。因此，在它的招牌下面，是一个不起眼的、被复旦人念了千百遍的名——谢希德。
谢希德以她个人独特的魅力将[复旦]这个名字推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所[东方的哈佛]。
1985年复旦建校80周年大庆时，美国总统里根特意发来了贺电，他怀念起他在相辉堂的演讲。他甚至清晰地记得，礼堂舞台中央的讲坛上，镶嵌着篆文和英文交织而成的粉红色的[复旦]图案。对面的墙上是中英文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
在有限的任期里，学校到国外进行学术活动的教师多达600多人次。复旦大学打破了综合大学只有文理科的格局，变为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
这个时期，谢希德的生活中依然摆脱不了疾病、思念和痛苦。
惟一的儿子1981年就去了美国读书，只有趁每年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的[三月会议]的机会探望一番。而她自己，仍然必须每周不间断地进行化疗和放疗，还要坚持吃中药。仅管这样较好地控制了癌症的发展，但是她的两条腿的长短差距越来越明显，走路时已经遮掩不住一瘸一拐了。
更糟糕的是，1987年丈夫曹天钦原有的头椎病加重，一时下肢瘫痪，上肢麻木，话也说不清了。作为妻子，她依然必须在政务缠身、频繁的学术和外事活动之余尽一份义务。
不管工作多忙，只要人在上海，谢希德每天总要挤出时间去华东医院陪伴丈夫。在曹天钦住院的早期，她亲自给他点菜，安排一天的食谱。她每天还要扳丈夫的手臂，帮助他活动关节，疏通血脉。甚至，她还以一个女人特有的细心，经常为他更换床头柜上的小花。
这样的时候，还有谁会想到她是一位花甲之年的癌症病人呢？恐怕连她自己也忘了。
搏斗生命
1988年，一直以学者和长者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谢希德又一次挑战自我，她从政了，当选为上海市政协主席。
人们看到的谢希德，是在政协委员会议上主持会议、细心听取意见，是正埋头批阅各方面的群众来信，是深入基层到宝钢、到民航上海机场、到英雄孟丽昭的床前，是在报纸上阐述培养文科人才要有超前意识等观点。她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评选[现代好丈夫]的活动，为的是树立奋发向上、敢作敢为的新时代男子汉形象。
在人们的面前，谢希德是精神抖擞的。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高层领导，她经常穿着套裙、穿着花衬衫的形象总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各种社会活动需要她的出席。
可是，12月12日谢希德再次住进医院时，癌细胞已经明白无误地扩散了。3月4日，一生和病魔作斗争的谢希德终于没能扼住死神之手，离开了人世。
医生曾责怪她，不该忘了自己是个病人。可是她一点没后悔，毕竟生命之花绚烂过了，虽然绽放的过程是那么地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