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大视野回顾美国双创400年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17年6月5日“文明大视野”课堂在我院李达三楼成功举办。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秦朔朋友圈新媒体平台创始人秦朔先生带来了题为“回顾美国双创400年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的主题演讲。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孙金云博士主持了本次活动。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喜马拉雅FM副总裁李兴仁先生出席活动并致辞。

秦朔先生首先借助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全球主要国家GDP权重（1870-2050）等多张图表，简要回顾了近代以来中美两国经济在全球地位的变化，由此引入美国双创400年（1607至今）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双创40年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双创”、“双众”有关。同时，虽然中国总量增长的曲线非常漂亮，但是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都存在问题。而美国“双创”已经400年，因此从美国历史寻找经验是有必要的。

秦朔先生将美国双创历史分为五个阶段：殖民地阶段，早期国民经济阶段，镀金阶段（或称强盗大亨阶段），反托拉斯运动阶段和二战后阶段。同时，他将每个阶段的美国企业家进行了勾勒，比如拓荒者时期的汉考克，早期国民经济阶段的富兰克林、华盛顿、杰斐逊，镀金阶段的洛克菲勒、斯蒂尔曼以及反托拉斯运动阶段的爱迪生再到二战后硅谷的“八叛逆”等等。秦朔先生在介绍这些企业家的过程中指出，中美之间存在不少差异和共性。比如，美国双创是自下而上在自由经济基础上不断强化政府调控，中国双创是从上到下在统制经济基础上由政府向民间让渡自由空间，最终都会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达成平衡。又如，中国今天讲“新型政商关系”，注重政商关系的分离，是防止过于强大的权力的寻租。而美国早期政商不分，角色自由切换，原因是政、商、社会之间的平等，不分高下尊卑。再如，美国发明家往往会内生为企业家，而中国双创中，原创的发明创造少，发明家变身企业家的不多。秦朔在谈到金融问题时指出，美国早期公司信用很高，“公司信用高于政府信用”，一些危机时公司支持政府信用。而中国最大的信用是国家信用，国家会为地方和企业最终埋单，输送信用。他还指出，美国商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诈骗、造假、破产。“几乎每一代都有庞氏骗局的衍生版，这些教训值得借鉴。”

秦朔援引德龙关于美国商业财富来源的观点，主要是三个来源，第一是遗产继承加股票市场繁荣，第二是说服政府大力扶持企业，第三是在恰当时间占据恰当位置，创造真正具有巨大社会效用的企业。

紧接着，秦朔先生分析了美国繁荣的造就因素。第一个造就者是英国，英国开拓了北美，将近代文明带入美国，美国又进一步拜托了欧洲对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专制政体和专制教会的束缚，进行改革，加速发展。美国是欧洲先进文明和北美新大陆的结合物。回看中国，则是自我改革，但吸取了世界现代化潮流。第二个造就者是公司，早期最早的殖民者都是英国特许的公司，虽然没有属权，但是有治权，有自治能力。第三造就者是移民，移民为美国带来大量人才和劳动人口。这个要素反映到中国，就是为城市带来增长力量的农民工。第四个造就者，美国独特的文化，他总结了五点：第一点是自愿的拓荒意识，第二点是地方自治的思想，第三点是宗教，第四点是法治，第五点是多元制衡，不仅制衡政府也制衡大公司。

最后，秦朔先生也结合中国现实提出了中国双创的一些特点，第一，中国是“穷人的创新”，中国很多创新和成本结构中的相对优势是分不开的。第二，“病人的创新”，通过消费者大量的反馈有助于推动应用的优化。第三，“敌人”逼出来的创新，由于中国市场竞争实在太强大，这种残酷的竞争压力催生出许多创新。第四，“古人”传下来的创新，所谓古人，是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公司的高度执行力就和“规范高于自由，义务高于权利”的传统价值观有关。

秦朔先生看好中国双创，但他同时也强调，“一个国家从硬实力到软实力，到话语权，包括游戏规则真正能够被别人接受，还有一个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