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一生重视教育，他认为人才培养对实现救国救民大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早在他创办“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之前，就对复旦大学倾注了极大的关怀。
　　1911年秋，在辛亥革命中，因光复军司令部占用了位于吴淞的复旦校园，学校被迫迁至无锡办学。后因政局更迭，经费无着，师生流离，学校一度散架。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复旦同学纷纷找到出任临时政府交通部代部长的校友于右任，要求他做工作，尽快在上海复校。于右任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与先生有良好的个人关系，又曾辅佐马相伯创建了复旦，复校之事自觉责无旁贷。1912年初，于右任与邵力子等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递交了一份请拨徐家汇李公祠为复旦校舍的呈条。中山先生在临时政府经费紧缺，四处举借外债的情况下，不仅指拨了徐家汇李公祠堂为校舍，还拨出一万银元，作为复校经费，挽救了复旦面临的一次严重危机。是年，复旦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届校董会，中山先生被邀为校董。这是孙中山以革命领袖的身份，惟一一次出任一所私立学校的校董。在中国高校史上，还没有第二所学校有过复旦这种荣幸，可见中山先生对复旦寄托着厚望。
　　有着反帝爱国传统的复旦师生，没有辜负中山先生的厚望，他们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站在上海斗争的最前列。1919年5月6日清晨，当北京的消息传到复旦，全校沸腾，校学生自治会立即通电全国，声援营救被镇压的北京学生。复旦还发起成立了全市学生联合会，带领八十多所学校师生示威游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一时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指挥部与大本营。
　　5月26日，中山先生派代表在西藏路老金龙餐馆，约见了市学联会长复旦学生何葆仁，转达了中山先生的意见：你们这种爱国行动很好，要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得知学生们进入租界游行受阻，中山先生以自己的名望，请了一批英法等国的律师，作为学生行动的后盾。当时，上海还未收回领事裁判权，工部局禁止学生进入租界游行，巡捕房抓了人，中国的律师无权上法庭辩护。有了中山先生的支持，学生们如虎添翼，终于冲破禁区，进入租界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6月2日，中山先生在寓所接见了何葆仁和朱承洵（复旦学生、市学联总干事长），热情赞扬了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斗争的精神。
　　这年10月，中山先生应复旦校长李登辉之邀，为师生作了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于至短之时间，收绝大之巨效，足见结合者强也”。演讲结束之后，朱承洵代表市学联去中山先生寓所答谢先生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先生兴冲冲拿出笔墨，在长约四尺、宽约九寸的宣纸上，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语重心长地对朱承洵说：“天下为公，是要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了。”中山先生正是用这种方式，把他一生的政治主张和未竟事业传递给年轻一代，尤其是他寄予希望的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复旦精英们。
　　复旦大学在五四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校董会不失时机地在海内外发起了一场募款活动，计划筹款三十二万，在江湾买地建造新校园。
　　1920年底，复旦在江湾新买下的七十余亩土地上，举行了隆重的新校园奠基仪式。一年之后，兴建了办公楼奕柱堂、教学楼简公堂、学生第一宿舍、教师宿舍等基本校舍。1922年2月，正式由徐家汇李公祠搬迁至江湾新校址，结束了建校17年没有固定校舍的困境，复旦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23年2月从广州回沪的中山先生，应复旦同学之邀，欣然在《复旦年刊》上题了“努力前程”四个字，既是先生对复旦学子的殷切希望，又是对复旦事业发达的热忱肯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传来，复旦师生无不为之悲痛。3月18日，全校师生员工在简公堂（今200号博物馆楼）隆重哀悼中山先生。我党早期活动家恽代英应邀发表演说，教职员代表邵力子回忆了民国初年中山先生对复旦复校的关心和支持，学生代表端木恺追忆了先生对复旦青年学生的爱护与关怀。三年之后，复旦师生再次集会，纪念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陈望道、陈布雷发表了纪念演讲，会后还出版了纪念专刊。
　　为迎接百年校庆，弘扬复旦精神，学校采纳师生建议，将孙中山两次题词的手迹刻成纪念碑，以永久缅怀孙中山对复旦的厚爱，激励复旦师生永远努力前程，为中华振兴与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